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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大晚上行凶，没有监控设备怎么办？
我认为古代对于行凶断案，主要依靠的是人证和物证两方面。在那时，有一个思维逻辑缜密的父母官就显得十分重要。当然，人证和物证在现代也是适用的，只是取证的难易程度有很大的差别。
在现代，许多地方都装有摄像头，这个摄像头如果正好安装在犯罪发生地，就可能完整地记录下来当时犯罪的场景。这种场景可以完美地展现犯罪过程，可以说是为断案省去了许多繁琐的环节，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犯罪率，提高了断案效率。
在古代，人证就是其他人亲眼看到的，因此有眼见为实的说法。但是，这种只有人证的方式往往也不能完全将案子敲定。如果要断定一个案子，有时是需要人证和物证同时具备的。
相对而言，人证很直接，而物证的取得方式则更具有缜密性。就如我们大家喜欢看的神探狄仁杰一样，里面的物证取得就是到现场查找一切蛛丝马迹。通过物证的获取，采用推理论证的方式，寻找可能的嫌疑人。依靠人证和物证共同推理断案，往往对判官的逻辑和智商有着很高的要求。
狄仁杰断案入神，很大一方面就依靠强大的逻辑推理和判断能力。他能够从抓住细节，取证现场之后深入分析探索，将一些情节还原重现。对于比较糊涂的判官，可能就会出现长期无法侦破一些行凶案件。
另外，古代人口相对较少，在加上还没有发明电灯，人们常常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所以太阳落山以后活动的人也比较少。相对来说，如果晚上遇到行凶案件，往往比较难以破。当然，古代也有关城门、晚上巡逻等相应的措施来应对这种情况，从而来提高治安管理水平。
因此，在古代，人们没有高科技侦查手段，对于案件的审判主要依靠判官的大脑。而大脑做出判断的依据，就是那些人证和物证。相对于现代，古代的判官断案更有挑战性。
古代晚上为什么要打更？
说起古人的“夜生活”，哪怕放在情节天马行空的古装剧里，“深夜打更”都是常见一景：常常都是古城里街巷空荡荡的深夜整点，敲着梆子（打更用的响器）的更夫穿行而过，然后带出多少“月黑风高”下的故事。
而放在真实的历史上，“更夫深夜打更”这事儿，更是极有讲究：要从“戍时”（晚上八点）开始，每隔两个小时敲梆子锣鼓报时，整夜从“定更”（晚八点）到“五更”（凌晨四点），一共要敲六次。如此操作，也就好些历史票友们奇怪：大晚上的睡觉不好吗？古人干嘛要闹这动静？
但事实上，这“动静”在古代，真是无比重要。首先一个重要作用，当然就是报时。
在古代条件下，“计时”“报时”确是个麻烦事。中国古代的计时器械，常规的有“漏刻”，即通过滴水来测算时间的仪器，从春秋年间起就应用，发展到明清年间变成构造精密的“四级漏刻”。更大的则是圭表，即靠太阳影子来测时间的器具，又称日晷。故宫太和殿汉白玉基座上的“赤道日晷”就是代表。另外还有小型的“香篆”，靠燃烧的香盘来计算时间。明朝中期起，西方“自鸣钟”传入中国，从此风靡一时，也成了富人家的奢侈品。
而这些古代“高精尖”的计时器械，除了“香篆”外，其他都是贵族富人家专属的奢侈品，穷老百姓想知道“现在几点了”，就只能听更夫“报时”，深夜里的“打更”声，也就如此重要。
但“打更”的意义，也绝不止“报个时”这么简单。说到这儿，就得说说古代更夫们的“工作单位”：谯楼。
古代更夫们“报时”“打更”，绝不是“出门吆喝”这么简单。古代的城市里，往往都有专门负责计时报时的“谯楼”，比如古典小说《西游记》里，就有“谯楼上更鼓齐发”的景象。宋朝人何梦佳的一句诗，更道出了这个“报时中心”的意义：“自是太平无暴客，金壶漏箭要分明”。
国家太平与否，就得看“谯楼”了。真这么重要？看看谯楼的位置与规模就知道：作为“报时中心”，谯楼的阵仗从来不小。比如宋代成都的铜壶阁，就有上下两层十四间房，宽十丈深五丈六尺，且用当时“奢侈”的砖石结构建起。公认“邦之壮观”。明代南京的鼓楼（谯楼）也是上下两层，仅下层就高达十米，上层有大小鼓25面，除了计时的滴漏外，还有两面高三米六的紫铜钟。宋代山城夔州（重庆）的谯楼，也是“凡山之形胜，尽在目中”。
所以，虽然谯楼有“报时”的职能，但“报时”也并非其唯一的职能。作为一个城池的最高处，谯楼不止是城市的“标牌”，更可以登高瞭望，防范城池外的敌情。发展到明清年间时，大部分城市的谯楼，以都是以谯楼为中心，向四方延伸街道。比如明代西安的谯楼，明初时还在西安城的西边，万历年间时却搬到了西安四门大街的交汇处，正好在西安古城的正中心，如此变化，也是中国古代城市化进程的缩影。
作为一座城池的正中心，谯楼的“报时”功能，也不止是几个更夫“出门吆喝”的事儿。比如五代年间福建福州的谯楼，通常要有四个人守卫漏刻（计时器），四人分为两个班次，分别负责白天晚上的时间测量，然后有九个更夫分班报时。另外谯楼上也有各种鼓角与旗号，把时间传递给不同地方的更夫，运转无比严密。
而这严密的运转，也是古代地方官的“基本功课”。中国历代王朝考核地方官成绩，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更鼓分明”。倘若连每天的时间都报错？那这个地区的日常行政运转，必然是一片乱七八糟。
而与“报时”一样重要的，就是谯楼的治安功能。古代城市的谯楼，往往建在最高处，部分谯楼里还有军队，只要突发紧急情况，就能立刻处置。“打更”的作用跟更在于此，古代的“盗贼”“山贼”劫掠城池，通常会选择夜间袭击。而古代的城池通常夜晚又要宵禁。所以“永不睡眠”的谯楼，就是夜间城池的眼睛和耳朵。而打更的樵夫，也充当了“监控”的作用。所以“武打片”里的“夜战”桥段，才常会安排几个“更夫”做引子。
比起这些职能来，古代“更夫打更”特别是“深夜打更”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更是上千年没变：防火！
中国古代的各类灾害里，比起水旱灾害来，火灾看似低调，破坏力却十分恐怖。仅仅在《二十四史》里，两千五百年里，就记载了八百七十八次火灾。其中“宋”“明”“清”三朝发生火灾的次数，更多在二百次以上。这还仅仅是《二十四史》里的“不完全统计”。真实历史上，火灾的破坏力和烈度，也是更触目惊心。
比如宋代建隆元年的宿州大火，一次就烧毁“民舍万余区”，嘉熙元年的临安大火，也是烧毁“三万家”。明朝万历二十五年的泗州大火，也是烧毁民房四千四百多间。清朝乾隆年间的北京火灾，烧到“经月乃止”，乾隆至嘉庆年间，汉口镇更是两次大火，一次烧毁商船三四千只，另一次烧毁“商民店户八万余家”。一场大火，往往就是这样恐怖的破坏力。
为什么破坏力如此恐怖？一是古代城市密度太大，特别是越在太平盛世年间，城市的人口增长极快，房屋扩建也极快，住房店铺往往特别密集。二是古代消防技术落后，虽然也有“水龙”等装备，也往往在城市遍设“望火楼”，第一时间投入救火。但一旦火势起来，倘若救也没法救，就只能放任火势“自己烧”。这就是为什么，古代的一场大火，动辄就烧毁千间万间房屋，有时大半个城市都烧光。
在这种情况下，古代防备火灾的最重要“防火墙”，就是打更。
古代的火灾火情，绝大多数都发生在深夜时，一旦不慎走火，第一时间救火不及时，一场大火就无可挽回。在这种情况下，打更就成了最好的监控。特别是明清年间，随着古人防火意识的提高，城市里人口稠密处，每十家就要置办大水桶，还要准备“火钩”“云梯”等装备，一旦有火情，保障就要第一时间组织人力救火，尽可能实现“快速反应”。而这一切，首先就要有赖于“打更”的更夫们，能够及时发现火情。
所以，到了明清年间，中国古代大城市里“喊火烛”的制度就成熟起来，每个城市设立“三十家牌”，各户轮流出人充当更夫，除了“打更”更要“查火”，每天的“一更天”和“五更天”，“更夫”们都要挨家挨户，分片儿“清查火”，即检查防火情况。“天干物燥，小心火烛”也就成了更夫们的“流行语”。说实话，别看古代火灾的烈度触目惊心，但那些繁荣发展的古代城市，真有这些更夫们“防火”的功劳。
多少古人生活的艰难与演变，更夫深夜打更的身影，都已浓缩。
古代官府抓人，靠的是通缉令还是其他方式呢？
在现代摄影技术还没有发明出来的时候，人们更多的是利用文字或者是绘画的形式记录生活以及人物形象等。虽然古代出现了很多书法、绘画的大家，但是他们的文字或画即使再描述、描绘得栩栩如生，还是与真实存在的事物或人物存在差异的。
特别是当人们遇到需要精确识别的对象的时候，那些画作就显得作用不大了。比如在古代，官吏抓捕罪犯时需要用画像来对照、比较罪犯。不过这样的方法显然存在很大的弊端，由于画作与真人的差异，官吏很可能会找错人。
尤其是遇到一些比较狡猾的罪犯的时候，他们如果稍微进行乔装打扮，官吏就会难以辨别，在这种情况下，错杀“无辜”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更不用说找到真正的罪犯了。
另外大多数罪犯的画像更多的是画师根据目击人的描述画出来的，因为描述的不准确或者受主观想法的影响，最后呈现出来的罪犯的形象并不完整和立体。
如此一来，官吏搜寻罪犯是非常困难的。实际上，古代的官吏虽然需要罪犯的画像来辅助办案，但是他们最主要的方法并不是参考画像，毕竟仅仅是局限于画像的话，那些罪犯早就逃之夭夭了，所以他们更多的是借助其他三个方面的依据来帮助自己找到罪犯。
第一个就是古代的“身份证”。古代的身份证当然不同于现在的身份证，早在秦国时期，商鞅就为百姓们制作了“照身帖”。
秦朝的“照身帖”是竹制的，竹板被打磨光滑后上面写着自己的籍贯等个人信息，还有自己的头像。当时的“照身帖”在秦国是人手一个，每一个人都需要贴身戴着，这样才能证明自己的身份，没有“照身帖”的人则会被认为是“黑户”或者是间谍。
后来为了能够更广泛、更精确地识别人们的身份，还发明了僧侣游方时专用的度牒，以及学子、商贾专用的路引等可以识别身份的凭证。有了这些凭证，才能够实现自由出入。
在古代还有夜间禁止出行的“宵禁”政策，如果一个人在不被允许的情况下在街上溜达，那么这个人很有可能被抓起来审问，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帮助官吏们找到罪犯。除此以外，古代“造假”身份证的情况也很少，因为不论是身份证的材质还是身份证的编写等，都会被官府管制，不容易被仿制。
第二个是保甲。所谓“保甲”就是以“保”作单位，如果官吏在一个“保”中发现了罪犯，且没有收到同一个“保”中的其他人的举报，整个“保”都会因此受到惩罚，类似于“连坐”制度。
第三个是悬赏。对罪犯“知情不报”的人会受到惩罚，那么主动上报的人则会被嘉奖。比如，官府为了能够激发百姓检举罪犯的积极性，常常会进行“悬赏”，如果检举成功就会收到官府的奖励金，那些奖励金可能会是丰厚的金钱，也可能是粮食或者其他贵重的物品等。
宋朝时期，统治者在这一方面的奖励增加，能够检举并将罪犯告以天下的人得赏五万钱。明朝时期，检举罪犯的奖励更为丰厚，不仅可以授予检举人官职，甚至官府查收的罪犯的所有财产都可以归于检举人之手。
以此看来，虽然古代的科技以及刑侦技术比不上现在的水平，但是古代人民也是充满智慧的。在相对完善的惩罚和奖励机制的制约下，人们是能够比较自觉、主动地监督整个社会的。
也许技术的缺失可能会让检举、追踪罪犯变得很困难，但是在“全民参与监督、检举”的社会风气的影响下，即使罪犯非常懂得隐匿行踪，他们也不可能长时间生活在“无人”的状态下，最终总会无处可逃。从这种机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团结”的重要性，打击罪犯是需要全民参与的，只有每个人都有这种心理，坏人才会变少。
为什么古代晚上还要有人专门巡逻，是怕发生天灾吗？
古代晚上还要有人专门巡逻，不仅仅是害怕发生天灾，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为了让大家知道具体的时辰。
古代不跟现在一样，每个人都有表，所以只能通过观察太阳和星星来判断具体的时间。但是晚上的时候大家都在家里也就没有办法判断时间了。虽然当时以后有沙漏或者专业的计时工具，但是由于造假非常的贵，也不是所有人都看得懂，所以就需要官府来给大家报时。
第二：为了防火和防盗。
古代的街道治安其实也并不好，总有人想要趁着晚上的时候去偷东西或者进屋抢劫。其实在古代到了一定的时间，街上就不允许有人走动了。而打更的人在报时的时候，也可以对街道上进行监察，看到有小偷小摸的人可以及时的发出警报，也算是在巡逻。
另外古代的房子都是木头制造的，遇到天灾的时候很容易发生火灾，而且如果有一家房子烧起来很可能会连累这附近的所有房子都会被烧。所以晚上有打更的人巡逻，就可以及时的观察到房子起火的情况，万一发现明火，可以确保在火灾还没有扩大的时候就及时被扑灭，也算是起到保安的作用。
第三：为了让老百姓放心。
古代的时候安全性还是比较低的，就算房子锁起来了，别人也有很多种方式可以进来，所以老百姓到了晚上就特别的害怕，有的人甚至晚上都不敢睡觉。但是有了打更的人，老百姓就觉得有人保护和监察，也不怕自己家遭贼了，所以就会放心的睡觉。并且古时候的人相信有鬼神之说，而打更的人发出的声音可以驱除鬼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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