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

• 1、阿拉伯小说是怎样发源的？
• 2、清真寺教育有何特点？
• 3、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 第二册怎么样
• 4、阿拉伯文学在巅峰时期诞生了什么作品？
• 5、阿拢斯王朝前期招收学生的条件是什么？
• 6、您的答案有出处吗？请给出出处！谢谢！

阿拉伯小说是怎样发源的？

伊斯兰教产生以后，随着阿拉伯帝国版图的日益扩大，东西交通的渐盛以及与外界文化传统的接触，阿拉伯文学遂与波斯文学等外来文学迅速融合，由主观色彩甚浓的感性文学进化为理性主义文学，形成“阿达卜”(文学)的独特体裁。所谓“阿达卜”就是离开宗教，寻求纯粹的文学形式，以培养优雅的品性和高贵的人格。“阿达卜”在阿拉伯语中有多种含义，最初表示邀请赴宴，后来表示人的霜操高节，再就专指人在诗歌、小说、散文和宗谱学方面的修养。

阿巴斯王朝时期是阿拉伯文学的巅峰时期，出现了《卡里莱和笛木乃》。此书源自古印度的《五卷书》，原文是梵文。6世纪中叶，印度王福尔命人将此书翻译为波斯法赫里维亚语。570年左右，由法赫里维亚语译本再译作古叙利亚语。750年左右，伊本·穆格发(724—759年)将其译为阿拉伯文。穆格发精通波斯语与阿拉伯语，是一位散文家，也是一位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翻译的《卡里莱和笛木乃》，由于文字优美，被尊崇为阿拉伯最古的散文典范。此书的完成，开创了阿拉伯“阿达卜”的先河。“卡里莱”和“笛木乃”都是狐狸的名字，分别代表善与恶，作为主角，展开了一连串的故事，具有《伊索寓言》的风格。在优美生动的故事情节中，包含深刻的人性哲理。譬如画眉与大象的故事就是要说明“有才智的人能运用众人的智慧，获得干军万马所得不到的成功”。通过故事反映世间人生的艰辛、苦难，揭露卑劣、权谋、背叛、贪婪、暴虐等黑暗面。在表现手法方面，此书充满矛盾冲突等戏剧要素，情节扣人心弦，矛盾不断发展，很多章节以悲剧告终。穆格发说过：“倘使话语变成格言，逻辑就更清晰，内容就更明白，听起来就更优美，读者就更广泛。”《卡里莱和笛木乃》正是依照这一主旨写成，借动物之口说出妙语连珠，传播哲理和教诲。“睿智者为其智而读它，嬉乐者为其嬉而读它”。在《卡里莱和笛木乃》以后，印度和波斯的故事不断被引入阿拉伯文学。

《卡里莱和笛木乃》之后，又出现了查希兹(775—868年)的《动物志》和《吝啬人传》。后者描写了当时的市井生活，讽刺了社会丑恶现象，人物栩栩如生，情节趣味盎然。

清真寺教育有何特点？

在一些大的清真寺里，著名的学者、文人开设各种学术讲座。这里的讲学气氛十分自由，没有统一的教学标准和要求，学者们各行其是。但能够在这里设座讲学的人决不会是平庸之辈，他要经受严格的答辩，并接受学术权威们的考核后，方能设座讲学，不学无术或只会照本宣科的人是无法通过这种考核的，学校招收学生并不强调出身。据史料记载，当时学生中有不少是家境贫寒，或出身下层社会的青年。他们发奋苦读，终成著名学者。例如：著名的诗人艾布·阿塔西亚曾是一名陶瓷工；著名的文学家布·台玛术曾在清真寺当过送水的杂役；著名的大法官艾布·优苏福小时候作过漂布工作；阿拉伯文化的杰出代表人查希兹曾卖过大饼等等。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 第二册怎么样

一案头放着《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近午时期》，读了三遍。 以往从未听阿訇说起过，也没有看见译成汉文的教义典籍提到过他们－－在伊历100年，也就是公元八九世纪之间，在阿拉伯世界，有这么样的一群人。 接连几天，我手不释卷，他顾无暇。自然论者、圣训学家和教法学派、理性分析、希腊的学术、自由意志……我思索着这些词句。书中说，“对于广阅博识、思想深邃的学者，则应当是其本人的理智对其本人而非对群众的启示”。话虽有些拧脑子，但还不是完全不能领会。我不想做学者，也无那个能够。之所以用思考来折磨自己，只是想模仿和体会一下，到底有什么乐趣，让那些在思想中浮沉的人孜孜不倦。 以为我们的世界原来就是如此，以为我们的宿命就是在“顿亚”受苦。我的小女儿的“职务”——少先队中队长、这个学期被拿掉了，对孩子来说，这是个了不起的大事。我宽慰她的沉重，说，有一种东西叫命运，人摆脱不掉。接下来我看到了这句话的效果：作业丢三拉四，补习课也逃掉了。 看来还要对她讲讲“人的意志”的问题。 而一千三百年前的他们却早已谈到了，只是我们不知。 二洗罢征尘，阿拉伯战士站在波斯的宫殿和自己的帐篷之间，不知今晚住在哪里才合适。短短三十年，他们打败了波斯和罗马两个帝国。埃及人、美索不达米亚人和波斯人，自恃有古老文明而经常轻视沙漠中的阿拉伯人，如今他们低眉顺目、用刚刚学会的礼仪前来问安。疲惫的战士淌着眼泪跪在粗毛毡上，一遍遍地赞颂真主、缅怀先知的光荣；但阴谋家却悄悄溜进宫殿，把锦被绣褥垫在自己的身下。 刀剑不会说话，何况已经入鞘。 有人不服。是看过亚历山大馆藏典籍的人；和摩尼教义同眠共枕的人；自认是“上帝选民”的犹太人；还有“已被上帝之子耶稣救赎”了的基督徒……他们不解、谨慎地询问，看着没有多少反应，接着就是质问： “伊斯兰到底是什么？！” 再传圣门弟子和教义学者凭着朴素的信仰，从《古兰》和圣训中引章据典，可谓苦口婆心。但封不住擅长诡辩、逻辑严密的柏拉图和苏格拉底门生的悬河之口，也浇不灭“有经人”的骄傲之火。因为你所使用的证据，恰好就是人家怀疑和不信的。 这时，他们历史地出现了。他们是一群穆斯林学者，被人称作“穆阿台吉勒”。 他们仿佛一夜之间学会了当时的所有本事。你看！立论有论点论据，论证时讲究大小前提和三段演绎，亚里士多德的本质和运动，被他们拿来融化在教义里；还有毕德格拉斯的肠肠肚肚，都被抖开摊在案上……说天文吗？有阿拉伯版的“日心说”；说动物吗？有《动物志》成书在手；说化学吗？可以告诉你许多种矿物的熔点；还要说数学吗？——对手无言。 没有人比他们更长于辞令、能言善辩了。教义学家们松了口气，在树荫下喝着茶，微笑着赞许他们。他们是伊斯兰的另一支剑，是巴格达的一道光。他们很快分布到各个地方，继续着观察和学习，宣传自己的见解，寻找辩论的对手。他们是阿拉伯的新人类，不留胡须，只穿短衫；他们写作诗文，演算数学，采集植物标本，观察动物的思维和反应，在烟熏火燎的实验室，认真地记录实验物的颜色、气味……他们的对手目瞪口呆：这活脱脱就是托勒密再生啊！低层的民众交口接耳：穆阿台吉勒的人不怕鬼。当时的哈里发这样评价他们：这类学者行为稳重，仪表端庄，举止若定，就象头顶上站着一只小鸟！ 三这些“头顶上站着小鸟”的学者们，正在自己的思想领域向深度和广度进军。 他们首先是宗教学者，其次才是文学家、哲学家和其他学科的研究者，所以，他们的知识由信仰出发，还要回到信仰中。然而随着研究的成果不断地出台，他们也将自己摆在了尴尬的位置上。 他们将信仰分了三个层次：感性的、从俗的和理智的。在穆阿台吉勒学者看来，一般的穆斯林大众只能以情感方式在信仰中满足；圣训学家和教义学家往往追随大众的信仰感情（从俗）；只有类似他们那样的学者才会有理智的信仰。 如何理智？穆派提出了“人的意志自由”论，认为事物本身存在善恶美丑两个相反属性，人有选择的自由。人不能将弊害的结果归于真主，这是“真主的公正性”原则。还有，“穆斯林犯大罪者介于信仰者和卡费尔之间”的原则（传统派认为，穆斯林犯大罪者是犯大罪的穆斯林，不是卡费尔），根据这个原则，穆派认为，在天堂和火狱之间，还有一个中间去处，来安顿那些既不是穆斯林也不是卡费尔的人。 他们只认《古兰》，不注意圣训，认为托伪太多。他们还猛烈批评圣门弟子的“党争”，直接指出圣门弟子的过失以反驳各派弟子拥戴者们的溢美之词。这使得穆派把自己放在了所有教义学派的对面。 矛盾的激化是穆派奉行的第一原则——“真主独一原则”。真主无始自有，其他万有都是被造的。《古兰》是被造的吗？你们要回答！ 阿拔斯王朝的前几任哈里发并没有干预各派学者们的唇枪舌剑，穆派起初也无意“参与朝政”，他们是以思考为乐事的一群。著有《动物志》的查希兹还特别提醒同伴要避开朝野是非，专事学术。到了哈里发麦蒙时代，情况变了。 哈里发麦蒙是个好学的人。他学习古希腊的哲学和罗马的行政，对异邦的文化抱有浓厚的兴趣。他是以书册之重付等量黄金报酬的人，开 “百年翻译运动”先河……如此种种，他对穆阿台吉勒学者心怀好感是自然的，也有立穆阿台吉勒为“国派”的念头。几番示意，穆派学者终于坐不住了，他们接受了邀请，来到宫廷，完成了“在野党”到“执政党”的飞跃。 学者掌握了权力图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要解决全民的认识问题。题目是现成的：《古兰》是被造的吗？从伊朗到埃及、从亚美尼亚到也门，管你是苏丹、法官还是学者，这个问题就是考察干部的唯一指标。无数人接受了拷问，数以万计的教义学者和伊玛目受到纠缠折磨；含糊不明地被投进监狱，坚决否认地被送上刑场，国家机器参与学术问题，还能有什么好方式呢？穆阿台吉勒走到这一步，已跨出宗教，也偏离了哲学，陷入了他们起初极力避免的权力中。写到此处，我忽然想起毛泽东来，他的“《红楼梦》里有阶级斗争，县级以上干部都要读一读”和“《水浒传》要交给全民讨论”的论断，真是异曲同工啊！ 艾哈迈德·艾敏写道：穆阿台吉勒是想让全体穆斯林都变成哲学家。真主没有造化一个人人都是哲学家的民族，如果有，对这个民族不知会不会是好事。 受到迫害的圣训学者和教义学派终于等到了麦蒙之后的第三位哈里发当政－－穆阿台吉勒开始倒霉了！ 他们从此消失。 一千多年来，伊斯兰世界再也听不见他们的声音。 四中午又去了寺里。 拜后下殿，站在台阶上，望雪花落在空了的院子里，无语。 “安塞俩目而来以库目！”抬头看去，见阿訇立在二楼廊下，微笑，像在等我，“来喝个茶吗？”他叫我。 室内很雅气。外间是学习室，长条桌，铺着藏兰丝绒布，整齐摆些厚大经书。让到里间，二师傅也在，拿手道瑟兰，落座喝茶，说些方方面面。 茶过三碗，我问：“打听个‘穆阿台吉勒’，知道吗？”阿訇听罢，笑容收敛，沉默了一会儿，道：“有呢！大经上有呢！‘穆阿台子垒’啊！” 阿訇用纯正的阿语说了他们的正名，有种遥远的沧桑蒙在上面。阿訇说，在大经里（教义），很多地方都提到过。他们都是辩论家，对付异教徒，他们有一套办法，但对教门里的事，太粗太乱，大伊玛目是批判他们的。“他们成事的时候，把好多遵行都取掉了。” 阿訇还讲了“大经”上对他们在文学、哲学和科学上的记载。“确实记载着吗？”我问。阿訇去外间搬来个抽屉一样的厚书来，翻找着，“你看，这不是吗？”他给我指着、念着。我像个庄稼人一样凑在满纸的阿文前，听着、不住地点着头。“那么，经上怎么评价他们呢？他们是卡费尔吗？” “嗯——？”阿訇偏过头来，一脸正色，“他们是穆斯林，也是贤人啊！” 真主啊！ 虽然穆阿台吉勒当权时曾过份地迫害过圣训学者和教义派，后者翻过身来，当时也没有轻饶过穆派人。但在传世的典籍中，还是给穆派学者们一个公道的评价。他们是穆斯林，是我们的先贤。 但我仍有一种惋惜！ 就象艾哈迈德·艾敏在《近午时期》所说的那样：我们可以把穆阿台吉勒看作是自由党，把圣训派看作是保守党。自由党高举火炬，率领人民向既定的目标前进；保守党紧随其后，不断约束人民的行为，匡正前进的方向。那么，伊斯兰世界，不会是像今天这个样子。 而事实是，穆阿台吉勒在“保守党”复辟后一蹶不振销声匿迹，“保守党”一家独大，一千二百多年稳稳地控制着伊斯兰世界，直到今天。 巴格达的那道光啊！ 那天下午，我和阿訇喝着茶，聊着科学和教门。窗外雪下得正紧，一时时空流转，仿佛是在千年以前…… 转自：

阿拉伯文学在巅峰时期诞生了什么作品？

阿巴斯王朝时期是阿拉伯文学的巅峰时期，出现了《卡里莱和笛木乃》。此书源自古印度的《五卷书》，原文是梵文。6世纪中叶，印度王福尔命人将此书翻译为波斯法赫里维亚语。570年左右，由法赫里维亚语译本再译作古叙利亚语。750年左右，伊本·穆格发(724—759年)将其译为阿拉伯文。穆格发精通波斯语与阿拉伯语，是一位散文家，也是一位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翻译的《卡里莱和笛木乃》，由于文字优美，被尊崇为阿拉伯最古的散文典范。此书的完成，开创了阿拉伯“阿达卜”的先河。“卡里莱”和“笛木乃”都是狐狸的名字，分别代表善与恶，作为主角，展开了一连串的故事，具有《伊索寓言》的风格。在优美生动的故事情节中，包含深刻的人性哲理。譬如画眉与大象的故事就是要说明“有才智的人能运用众人的智慧，获得干军万马所得不到的成功”。通过故事反映世间人生的艰辛、苦难，揭露卑劣、权谋、背叛、贪婪、暴虐等黑暗面。在表现手法方面，此书充满矛盾冲突等戏剧要素，情节扣人心弦，矛盾不断发展，很多章节以悲剧告终。穆格发说过：“倘使话语变成格言，逻辑就更清晰，内容就更明白，听起来就更优美，读者就更广泛。”《卡里莱和笛木乃》正是依照这一主旨写成，借动物之口说出妙语连珠，传播哲理和教诲。“睿智者为其智而读它，嬉乐者为其嬉而读它”。在《卡里莱和笛木乃》以后，印度和波斯的故事不断被引入阿拉伯文学。

《卡里莱和笛木乃》之后，又出现了查希兹(775—868年)的《动物志》和《吝啬人传》。后者描写了当时的市井生活，讽刺了社会丑恶现象，人物栩栩如生，情节趣味盎然。

阿拢斯王朝前期招收学生的条件是什么？

在一些大的清真寺里，著名的学者、文人开设各种学术讲座。这里的讲学气氛十分自由，没有统一的教学标准和要求，学者们各行其是。但能够在这里设座讲学的人决不会是平庸之辈，他要经受严格的答辩，并接受学术权威们的考核后，方能设座讲学，不学无术或只会照本宣科的人是无法通过这种考核的，学校招收学生并不强调出身。据史料记载，当时学生中有不少是家境贫寒，或出身下层社会的青年。他们发奋苦读，终成著名学者。例如：著名的诗人艾布·阿塔西亚曾是一名陶瓷工；著名的文学家布·台玛术曾在清真寺当过送水的杂役；著名的大法官艾布·优苏福小时候作过漂布工作；阿拉伯文化的杰出代表人查希兹曾卖过大饼等等。

您的答案有出处吗？请给出出处！谢谢！

出自季羡林的文章：

我对东西方文化的看法

季羡林（北京大学前副校长）

有人也许认为，我和我们这种对文化和东西文化差异的看法，是当代或近代的产物。我自己过去就有过这种看法。实则不然。法国伊朗学者阿里·玛扎海里所著《丝绸之路》这一部巨著中有许多关于中国古代发明创造的论述，大多数为我们所不知。我在这里只引几段古代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论述中国文化和希腊文化的话：

由扎希兹转载的一种萨珊王朝（226—Ca.640年）的说法是：“希腊人除了理论之外从未创造过任何东西。他们未传授过任何艺术。中国人则相反。他们确实传授了所有的工艺，但他们确实没有任何科学理论。”（329页）

继萨珊王朝之后，费尔多西、赛利比和比鲁尼等人都把丝绸织物、钢、砂浆、泥浆的发现一古脑儿地归于耶摩和耶摩赛德。但我们对于丝织物和钢刀的中国起源论坚信不疑。对于诸如泥浆——水泥等其余问题，它们有99%的可能性也是起源于中国。我们这样一来就可以理解安息——萨珊——阿拉伯——土库曼语中一句话的重大意义：“希腊人只有一只眼睛，唯有中国人才有两只眼睛。”约萨法·巴尔巴罗于1471年和1474年在波斯就曾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他同时还听说过这样一句学问深奥的表达形式：“希腊人仅懂得理论，唯有中国人才拥有技术。”（页376）

关于一只眼睛和两只眼睛的说法，我还要补充一点：其他人同样也介绍了另外一种说法，它无疑是起源于摩尼教：

“除了以他们的两只眼睛观察一切的中国人和仅以一只眼睛观察的希腊人之外，其他的所有民族都是瞎子。”

我之所以这样不厌其烦地引这许多话，决不是因为外国人夸中国人有两只眼睛而沾沾自喜，睥睨一切。令我感兴趣的是，在这样漫长的时间以前，在波斯和阿拉伯地区就有了这样的说法。我们今天不能不佩服他们观察的细致与深刻，一下子就说到点子上。除了说中国没有理论我不能同意之外，别的意见我是完全同意的。在当时的世界上，确实只有中国和希腊有显著、突出、辉煌的文化。